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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的發展：現代-儒商文化的創新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了現代，儒商進入了轉型期，即由傳統儒商向現代新型儒商的轉型。隨著儒商群體的轉型，儒商文化也必然由舊的形態轉變為新的形態，實現儒商文化的創新。從儒商史的角度，這一時期的文化標識是儒商價值的再發現。而無論從儒商文化的角度，還是從儒商實踐的角度，儒商群體的轉型和儒商文化的創新，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類經濟理性的選擇，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儒商的轉型期尚未結束，儒商文化的創新亦不可能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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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圈的儒商文化
現代儒商的代表人物是海外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企業家特別是華人企業家，以及國內的許多有志于成為儒商的企業家。尤其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崛起，世界上華人富翁群體的形成，人們將他們成功的秘訣歸于中國傳統文化，將他們稱為“儒商”，“儒商”這一概念也就應運而生。
日本的儒商。日本的儒商日本是儒教文化圈中取得經濟成功的典型代biao，美國有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從日本文化傳統的特色和民族精神去探討軍shi強大表象之深層原因。日本在漫長的文化發展中積累而成獨特的精神文化，“好學不倦、教育立國”的儒家社會傳統，勤儉之道和以“性本善”為出發點的人情化管理，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的平衡穩定，這些意識、觀念、情感等因素，在日本人的精神結構中占主導地位，是體現日本民族發展方向和活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儒家資本主義的主導精神。不理解這些日本的民族精神，就無法理解日本的現代化。正因為如此，美國學者才會稱日本為“儒家資本主義”，有的甚至說“幾乎一億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
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下，日本產生了崇奉儒家思想的早的儒商。日本diyi勸業銀行奠基人澀澤榮一主張“《論語》加算盤即儒家倫理和經濟的結合。他認為:“說到漢土的文化、學術書籍很多，但記載孔子的《論語》則是中心。”“我覺得，遵循《論語》的箴言進行商業活動，能夠生財致富。”日立化成工業公司總經理橫山亮次更加明確地指出:“日本企業的終身就業制度和按工齡、成績提級增薪的思想，來源于儒學的'禮’東京電力公司原董事長平巖外四則特別推崇“放于利而行，多怨”，說:“如果企業只是追求利潤，總有一天會遭到民眾的報復。”日本儒商是日本經濟和社會的中堅力量。
“亞洲四小龍”的儒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加坡、韓國兩國和中國香港地區、中國臺灣地區經濟繼日本之后迅速崛起。“亞洲四小龍”固然引進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他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的高積累率、高儲蓄率、高就業率以及家族式企業、集體競爭意識、國家干預意識、均貧富意識等無不反映出東方文化所特有的內涵，折射出傳統儒家學說固有的底蘊。
儒家思想對新加坡和韓國經濟起飛的作用，杜維明、金日坤教授都有系統的研究。而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的文化中具有儒家傳統，產生了大量現代儒商。新加坡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也被概括成一個公式:“新加坡工業化、現代化=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東方的價值觀念和人生哲學”。再如,韓國儒商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就宣稱自己終身拜讀《論語》。中國港澳臺地區和東南亞等地的許多華人富翁也以“儒商”自詡，“儒商成為商人、企業家高尚人格和體面身份的象征。尤其是港澳臺地區的儒商在變革開放后對中國內地（大陸）形成直接影響才有了“儒商”的風靡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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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儒商文化的變革與創新
變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儒商群體逐漸形成，儒商進人了其發展史上的第四個時期即轉型期，由傳統儒商轉型為現代新型儒商。與此相應，儒商文化也進入轉型期，其內涵是儒商文化的變革和創新。儒商文化只有經歷變革和創新，才能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形態，并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潮中帶領潮流，奔涌向前。
國內儒商群體的崛起。2008年5月，第六屆國際儒商大會在揚州開幕，首ci設立“十da國際儒商”評選揭曉，中國澳門馬萬祺、菲律賓陳永栽、美國陳香梅、中國香港湯恩佳新加坡李成義、中國臺灣王乃昌、印度尼西亞唐裕、馬來西亞戴小華、泰國顏開臣、上海余季方十人獲“十da國際儒商”稱號在這之前，國內舉辦過多次全國性的、某省或某行業的儒商評選，許多企業家都熱心參與，以成為儒商為榮。
我國的儒商群體，既有國營大型企業負責人，也有私營企業主，許多是有名企業家。尊崇儒商文化的企業家群體已經形成，正逐步地成為現代新型儒商的主要力量。例如，在新一代企業家中，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就順應世界發達國家的企業目標由“長遠利潤的較大化”向“顧客和企業員工滿意度的較大化”轉變的趨勢，對儒商“內義外利”本質深刻理解和闡發，其成功經驗就是“以人為本”。這種極具儒家特色的管理文化已經成為企業家的共識。可以說，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中，對“儒商”的追求已經初見端倪，他們將匯入儒商潮流，成為中國儒商發展史上第四個階段，奏響儒商蓬勃興旺的新樂章。“儒商”已成為企業家塑造形象的范式。
我國儒商文化的轉型。隨著我國儒商群體的形成和發展，儒商文化也逐步地發展起來。在變革開放和建設中國te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儒商文化已經不能延續傳統文化的舊觀念和舊模式，而是尋求轉型，即實現變革與創新。
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牟其中的經商“神話及其對“儒商熱”的推動,已經成為文化現象,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牟其中作為diyi批下海經商的民營企業家，用副食品到俄國換飛機，掙下了他的“diyi桶金”，創辦了“南德集團”。1990年6月28日，在南德集團的企業報《南德視界》的創刊號上，牟其中親撰發刊辭《造就一代儒商》，這篇文章可稱得上是我國儒商文化熱興起的“宣言”。
1994年7月25至7月2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主辦了首屆儒商商貿洽談會暨儒商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會上，潘教授與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成立了國際儒商學會及研究基金會，總部設在香港。章程（草案）規定其宗旨是:“以全世界范圍內的儒商為對象，對國際華人儒商進行研究、宣傳、表彰提高儒商的有名度;加強儒商之間的溝通、聯誼、商務合作與往來。”國際儒商學會先后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上海、濟寧、揚州等地舉辦了多屆“國際儒商大會”,奏響了儒商文化的強音此外，還有一些儒商組織也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如曲阜國際儒商聯合會等。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也成立了儒商學會或研究會。山東、陜西、江蘇、廣東等地還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儒商研究會、儒商學會等。
盤點變革開放后涌現的中國的儒商，他們備嘗弘揚幾千年傳統文化的艱辛，抵御功名利祿的誘惑，沐浴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雨露陽光，煥發著青春和活力。國有企業、許多民營企業，尤其是優xiu的有名企業的企業家，自覺地踐行儒商文化;一大批學者加人到儒商文化研究和宣傳的行列中來。這些企業家和學者，是儒商文化實現變革創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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