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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的起源：先秦—儒商文化的奠基
要認識一個事物，就應當了解它的歷史，弄清它的來龍去脈。儒商文化的歷史與儒商的歷史是相關聯的。儒商產生于先秦，成長于中古，成熟于近代，變革于現代，延綿兩千多年，幾乎與儒家形成的歷史一樣長。由于儒商文化是儒商們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創造和發展的文化形態，儒商文化的歷史理應稍后且緊隨于儒商的歷史。因此，儒商文化的源流脈絡是：儒商文化奠基于先秦，形成于中古，發展于近代，創新于現代。
先秦—儒商文化的奠基
先秦是儒商的形成期。舊時，商人們流行在自己店鋪的門口或堂內懸掛諸如“陶朱事業，端木生涯”，“經商不讓陶朱富貨殖當推子貢賢”的匾額對聯。陶朱、子貢指的就是人稱“商業之神”的范蠡和儒商鼻祖的端木賜。以范蠡、端木賜為代biao的先秦儒商，就是儒商文化的奠基人。
儒商文化的主要思想來源是“百家爭鳴”的諸子百家中的儒家和商家。早在《尚書·大禹謨》中,就有“正德、利用、厚生的理念，這是諸子百家中萌發儒商文化的共同基礎。有史料記載的具有較為豐富思想觀點的商家的早代biao是計然，爾后有范蠡、白圭等。這些商家人物的思想，在倫理道德觀上與儒家是相通的，其中，范蠡的思想中就初步反映出了儒家與商家的交匯。而孔子的門徒子貢（端木賜），則完成了儒家與商家的思想融合，是儒商正式產生的主要代biao。先秦儒家文化與商家文化初步融合，成為儒商文化的基礎。
一、儒商之神范蠡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中的商家，其出現的年代大致與農家一樣久遠，甚至早于儒、道、法、墨、兵諸家。有名的商家人物是春秋末期的范蠡，他被認為是中國的“商神”“商圣”“商祖”。由于他的思想和行為與儒家的思想傾向有一致的地方且小孔子15歲，我們也可以認定范蠡為早的儒商。
二、儒商鼻祖子貢
子貢（公元前520年一公元前456年），春秋末期衛國黎地（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復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他小孔子 31歲，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七十二賢”和“孔門十哲之一。孔子贊許他是“瑚璉之器（瑚璉指古代宗廟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來比喻有立朝執zheng才能的人），有“舉一反三的聰明智慧，辦事通達。子貢有杰出的從政和外交才華，曾什于衛、魯，游說齊、吳等國，聞名于諸侯。司馬遷甚至說他在十年之內參與改變了五國的命運:保全魯國，亂了齊國，滅了吳國，強了晉國，使越國稱霸。而子貢在歷史上被稱道的，是他經商的才華。他原為商人，拜師孔子門下后仍然繼續經商。他經商的技巧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因而財源滾滾，富可敵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的門徒中“七十子之徒賜為饒益”。
子貢晚年居齊，直至終老。唐玄宗時被追封為“黎侯”，北宋真宗時加封為“黎陽公”，明嘉靖時改稱“先賢端木子”。由于子貢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得儒家真傳;又有豐富的經商實踐,他經商致富，是其運用儒家理念、結合經濟規律和經商技巧的結果，且與范蠡相比，子貢雖比范蠡年少，經商卻更早，因此,子貢不僅與范蠡一樣也是中國的商業鼻祖，而且是先秦相當有完全意義的儒商，是歷史上儒商群體終形成的標志。
三、儒商的萌芽時期
《鹽鐵論·貧富》中記載:“子貢以著積顯于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于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這段話充分說明，在儒商文化的奠基者那里，就已經具備了儒商的基本特點。
（1）以智經商。在先秦儒商那里，經商做買賣是他們大展身手的舞臺，商戰智慧使他們功成名就。商業鼻祖范蠡雖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他靠“計然之策”而致富。計然，春秋時期宋國葵邱濮上（今河南省商丘民權縣）人。計然博學聰穎，曾南游至越，受當時困于會稽山上的越王勾踐的禮遇而得到任用，并成為范蠡的老師。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計然有十分豐富的商家思想，是商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經商計策被稱為“計然之策”，主要保留在范蠡的著述中，被范蠡和后代商家所推崇和繼承。范蠡繼承和發展了“計然之策”，早在兩千四百多年前就闡明了商業就是互通有無的本質。他說:“越國善蠶桑、齊國善耕鋤、秦國善冶煉、趙國善土木，各國有各國的長處，經商就是促成各國交流。”范蠡主張“農末兼營”“勸農桑，務積谷”，“務完物、無息幣”，“夏則資皮，冬則資繡,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以“平糶各物，關市不乏為“治國之道”。他應用“計然之策”，通“萬貨之情”，知“積著之理”，賤買貴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成為“財神”和“商業之神”
儒商的鼻祖子貢也智慧超群，集演說技巧、外交能力和經商之道于一身,尤其在經營理財方面有著的天賦。《論語·先進》載孔子之言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這說明子貢有突出的商業預測能力，能夠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以成巨富。
戰國時期的白圭也是早的儒商之一。他認為應當“樂觀時變”，即按照天文氣候來預測農業的豐歉，以決定谷物、蠶繭、絲漆等農產品賤買貴賣的時機,提出“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準則。司馬遷贊譽他說:“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2）以德經商。上面介紹的先秦儒商經商致富的方式,主要是依靠無損于民的商業技巧，而不是損人利已，這就是以德經商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商文化相當有本質的特征。先秦儒商不僅以道德理性精神經商,而且,在致富之后并不是為富不仁,而是仗義疏財，急公好義，扶困濟貧。范蠡就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成為當時中國的首富。但他把金錢看得很淡薄,“三致千金”后,每次都散盡私財給老百姓,所以，他被時人譽為“富好行其德者”。自古至今，歷史學、經濟學等學術界對范蠡都有很高的評價。
子貢作為孔子的弟子，有著極高的德行。《論語·雍也》記載,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可見,子貢具有或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遠大理想和高尚情操，這句話是后儒們進行“治國平天下”外王事業的座右銘，也是儒家經濟倫理的重要論斷。《論語·學而》還記載了子貢與孔子的一次談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這說明,子貢具有或推崇“富而無驕的品格。的確,子貢雖然富可敵國,但卻是很謙遜的。《論語·子張》記載，魯大夫叔孫武子在朝廷上公開說:“子貢賢于仲尼。子服景伯把此話轉告給子貢，子貢反復解釋自己遠遠不及其師孔子，以至于有個名叫陳子禽的人說子貢對老師太恭敬謙虛了從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的白圭的思想來看，他也具備了儒商以道德經商的特點。他在魏文侯時,曾一度任相,主張減輕稅斂，“二十而取一”。又興辦水利，建筑堤防。這說明他注重國計民生，體恤百姓，努力減輕人民負擔。他說:作為一個商人，應當“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這又說明他在生活上崇尚儉樸，在事業上吃苦耐勞而且能夠與仆人平等相待，同甘共苦。
（3）儒商結合。在先秦，儒、道、法、兵、墨、農、商諸家剛剛問世不久，佛禪尚未傳入中國，但商家與其他并行而立的諸家已經開始了融合。上面已經提到，子貢是孔子的弟子，孔子周游列國，應當得到了子貢的資助，“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子貢是真正意義上的儒商。先秦也有商家應用法家、兵家甚至道家的計策發家致富。如早在戰國時期，白圭就在中國歷史上早提出“商戰”說，把自己經商比作呂尚謀略、孫子用兵和商鞅崇法。他就是應用法家、兵家思想進行商業活動的“儒商本書在前面已經說明,應用儒家思想從事經濟活動是“純儒商應用中國文化的其他流派的思想指導經濟活動的，可稱為“準儒商”。在先秦，子貢可說是“純儒商”的代biao，白圭可說是“準儒商”的代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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